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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黑帮抗疫印度农民逃亡中国为何能躲过贫民窟诅咒?

时间:2020-09-18 14:41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疫情在全球折腾了大半年,贫民窟问题浮上了水面。疫情三大国——美国、巴西和印度,贫民窟都出了问题。

  人口密度极高的印度为了抵抗疫情,一度实施了全国封锁的极端措施,以避免疫情从城市向现代医疗条件几乎空白的农村地区蔓延。但是,大面积贫民窟的存在,令印度政府的努力功亏一篑。

  印度大城市边缘的贫民窟聚集了大量进城务工者,他们大都靠打短工维持生计。由于封锁政策造成的经济停摆,这些家无余粮的贫民窟居民很快就陷入了生计困难,不得不返乡求存。

  一开始印度政府试图阻止这些人的离开,但是数以万计饥饿的人群聚集起来,任何阻止措施都是无力的。

  于是,一股股人流从各大城市涌出,沿着铁路和公路各奔东西,带着无尽的悲伤和致命的病毒。

  当印度的贫民窟正在成为瘟疫之旅的起点时,巴西的贫民窟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黑帮抗疫。

  今年3月,巴西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因为不满政府在疫情中的表现,当地黑帮发布通告宣称对里约实施“强制封城”以阻止疫情扩散,最后还特意警告政府“如果政府不做正确的事情,黑帮就会替你们做正确的事情!”

  和办事拖沓的巴西政府不同,黑帮说到做到,在他们实际控制的贫民窟地区,宵禁、封锁措施很快就落实到位了。

  美国的情形就不必多说了,“失败社区”高度紧张的警民关系、种族关系为导火索,引发了全美范围的抗议,夹杂着政治和暴力,成为影响本届美国总统选举进程的大事件。

  疫情三大国的贫民窟“景色”不同,正好对应了贫民窟的经济、社会状态和政治表现:印度式的经济赤贫;南美式的正规秩序缺位;美国式的政治冲突。

  在东亚崛起之前,贫民窟被视为一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副产品,不可避免,只有“糟糕”和“更糟糕”的程度区别。然而,随着东亚的中日韩三国相继崛起,成功实现工业和和城市化滞后,“贫民窟诅咒”的“信仰”变得可疑。

  这不是说东亚三国的大城市没有经济落后、低收入阶层为主的贫困社区,而是指东亚的贫困社区并没有成为城市毒瘤般的可怕存在。

  首先东亚的贫困社区分布零散,单体规模相对于庞大的城市而言极为有限。首尔著名的“城中村”九龙村仅2500人,中日两国的超大型、大型城市中的贫困老旧社区也呈零星分布,不成气候。

  其次,东亚三国的贫困社区并没有脱离社会主流的秩序,政府能够实施有效的基层治理。

  更明显的是,东亚三国没有“贫民窟政治”。东亚贫困社区在政治上并不活跃,没有BLM(黑命贵)之类的社会政治运动,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中日韩都是资源贫乏国家,经济起飞都是从制造业起家,从廉价商品出口中掘得第一桶金。制造业发展了城市快速扩容,东亚三国的农村劳动力纷纷进入制造业。

  而拉美以丰富的矿产资源,采矿业吸纳一部分劳动力外,进入城市的劳动力主要进入了服务业。印度更是以服务业外包作为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吸纳农村劳动力主要就是服务业。

  显然,富士康们创造就业的能力远远超过了为富裕阶层提供家政人员——这是印度、拉美贫民窟中最常见的正式职业。

  日本和中国先后成为世界大工厂,全球制造业的转移导致劳动力市场迅速扩容,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同时,制造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城市基础建设的提升,新的工业区要配套运输、电力,又创造了基建领域的劳动力需求。

  由制造业为出发点,东亚三国迅速完成了工业化。进城务工人员在这一过程中被吸纳进纪律更为严格,职业稳定度也较高的工业部门,人的城市化和空间的城市化、产业结构的工业化同步进行,农业劳动力进城后很快就会被城市环境所同化。

  最为重要的是,在这一紧锣密鼓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东亚贫困社区的经济与城市主流经济联为一体,“灰色产业”难成气候。

  在拉美、美国的贫民窟中,由于正式职业的扩容能力有限,聚集起来的贫困人口不得不“另辟蹊径”谋生,拉美贫民窟中80%人口的生计仰赖灰色产业,所在的社区转变为法外之地是水到渠成。

  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其贫民窟的形成和特异化进程和印度、拉美不同,却也和经济结构有着紧密的关系。

  全球化虽然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利益,但是受益的主要是金融和高科技部门,而制造业的衰退使得贫困社区情况进一步恶化。

  再加上固有的种族矛盾造成了更为难解的局面,贫民窟的孤立和自我孤立更为明显,最终成为美国社会挥之不去的梦魇。

  除了经济因素外,文化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东亚三国的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东亚儒家历来对贫困问题有一套务实理性的观点。

  儒家文化承认贫困是一种社会问题,既非宗教神迹,也非血统身份的附加。和对待大部分社会问题一样,实用理性拒绝对贫困问题做出抽象的价值判断。既不对贫困人群排斥、歧视,也不主张宗教苦修主义的膜拜贫穷。

  在儒家的视野中,贫困可以是德性高尚者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主动选择,这种主动选择受到赞誉,却仅限于文化精英阶层的精神追求。

  在日常生活场景下,普通人面对的贫困是人生境遇的困难,不仅影响其个人生计,而且限制其承担家庭责任——这是儒家文化尤为重视的。

  因此,儒家文化鼓励贫困者以勤勉、奋斗去克服之,并且竭力保留贫困阶层的上升通道。

  在儒家看来,家族、国家有帮助贫困者改善境遇的道义责任,但改变自身处境、家庭命运的责任主体是贫困者自身。

  在这套折中调和的价值观影响下,贫困社区通常不会陷入绝望的自暴自弃,在艰苦的环境下还能保持较为正面的开放心态与外界保持正常的交流与合作。

  这与美国失败社区、拉美贫民窟一点就炸的满腔怒火形成了鲜明对比。但也不至于像印度贫民窟中高度宗教化的“安贫乐道”,缺乏奋斗的动力。

  总体而言,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三国,对贫困问题的应对也较为理性。贫困人群会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同情,没有出现印度式的视而不见、听之任之,但是又不会以过度的公共政策干预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

  尽管东亚发展模式如何回避了“贫民窟诅咒”还有很多解释,从上述分析仍然可以得到初步的结论,并非出于侥幸。

  然而,回避“贫民窟诅咒”并不意味着完美的结局。东亚三国也要面对自身的烦恼——加速的老龄化及其相伴的贫困问题。

  贫民窟固然是所在国家的烦,但是其生育率远高于富裕社区的水平,是人口增长的主要贡献者。这些年轻的人口如果加以良好的引导,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

  而东亚三国贫困社区的生育率和城市主流的中产家庭没有显著区别,因为这些在自我身份认同上并没有与主流社会多大隔膜的贫困人口很容易接受城市中产“少生优育”的生育观。

  因此,东亚三国的少子化、老龄化更为严重。在日本,雅库扎都在面临成员老化、后继乏人的窘境。

  可是,“少生优育”的生育观对贫困群体并非合适的策略。在越来越昂贵的教育投资上比拼“优育”,对贫困群体而言是沉重的负担,却没有任何竞争优势。

  随着生育率的下降,贫困社区的经济活力越发降低,与富裕社区之间的差距正在变得越来越大。

  在贫困社区,白发苍苍的老人们正在陷入绝对的贫困,而这正是日本目前正在发生的——老年人口的犯罪率飙升,让人痛心却也束手无策。

  当我们庆幸身边没有贫民窟的喧嚣和混乱打扰平静的生活时,也要意识到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将是难以承受的未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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